年底，我趁著老哥在北京教書的機會，去北京玩了十天，我從美東搭全日航的七四七客機直飛日本成田空港，在機場附近的全日航旅館過了一夜，入境時，看到日本海關員工敬敬業(yè)業(yè)的工作態(tài)度，不禁令我捏了把冷汗，暗叫不妙，日本是中國的競爭對手，面對這樣的勁敵，中國尚需努力啊。 
    在航空大樓里，一位秀麗嬌小的女性海關人員，殷勤的帶著我辦落地簽證，當她發(fā)現(xiàn)我使用臺灣護照后，就立刻用無線電通知辦公室里的職員，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，從辦公室出來，朝我的方向小跑而來，他先向我鞠個躬，示意要我跟他去，然后叫我在辦公室旁一排椅子坐下，我問說要等多久，他說一個小時。 
    我看到那些手持美國，歐洲護照的旅客魚貫進入海關，不用簽證，甚至那些拿中國大陸護照的人都可免簽證，誰叫自己臺灣不爭氣，處處吃不開，被當成二等公民看待。該男子坐在辦公室的柜臺前，把我的護照和機票用橡皮筋捆成一匝，放到一邊，然后就坐在椅上發(fā)呆，我傻乎乎的坐著乾等。日本是全世界最講效率的國家，我不敢上前質疑，深怕把他激怒。 
    大約過了一個小時，該海關男子示意我過去，然后把我的護照打開，在上面蓋了一個章，向我揮揮手，表示手續(xù)辦好了。該日本人做事一板一眼，竟然讓我活生生的在海關，為了一個橡皮章白等一個小時，頭腦實在太呆板了，這種一板一眼的民族性很適合拼裝汽車，電視。但想成為思想家或領導者則不太可能。 
    同樣的事如果發(fā)生在美國，海關人員絕不會，也不敢讓旅客為了區(qū)區(qū)兩分鐘的手續(xù)，乾等一個小時，美國人隨機應變的能力比日本人強太多了。可悲的是，中國人不但沒有日本人這種一板一眼的個性，更沒有美國人隨機應變的本領。中國人最擅長的是投機取巧，耍耍小聰明罷了。 
     
    到了北京機場，已是中午光景。機場工作人員個個沒精打采，更讓人受不了的是人人一副晚娘臉孔，回答問題時冷言冷語，好像欠他們錢似的。好不容易從海關出來，只見老哥已在海關大樓門外等著。老哥是美國的律師，被北京一所大學邀請來擔任研究所客座教授，在北京已經待了數(shù)年，算是老北京了。 
    他雇了一部計程車，車子就停在機場大樓外不遠處，司機正躺在里面睡覺，被老哥驚醒后，趕忙抱怨說等得太久，老哥說待會多付你一些。該司機一頭亂發(fā)，滿臉胡渣，穿著一件舊冬大衣，看了像個農民，但他一開口，標準北京話，又像個大學教授，讓人覺得十分不協(xié)調。 
    從機場到市區(qū)，是一條林蔭大道，一路上全是現(xiàn)代化的高樓大廈。北京的外貌已經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都市沒兩樣了，我一路上看到一群群身材矮小，頭發(fā)零亂，提著大包小包的人，我問說北方人怎么個兒如此矮，老哥說這些都是盲流，從外地來都市打工的 。 
    大約一小時光景，來到老哥任教的大學，老哥下車，和警衛(wèi)交涉了句，車子就開進校園。老哥在校園里的留學生樓，為我訂了一個套房，每天一百人民幣。我終于來到中國人的大本營了。內心十分激動，兩天旅途的辛勞也忘得一乾二凈。 
    在留學生樓待了數(shù)天，不見老哥的動靜，只得自己安排在北京的旅游行程，只見校園里到處張貼著“一日五游”的廣告，我走到校園里一家賣車票，零食的小店，問老板娘“一日五游”要多少錢，老板娘說三十塊，我問老板娘“一日五游”的“游”字是否寫錯了，老板娘苦笑說她不識字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文盲，老板娘大約五十出頭，是一位很典型的北方婦人。 
    至于那個“游”字，大概又是簡化中文后的畸形產物，正確的寫法是“游”，兩者只差一筆化，并未達到簡化的目的。有一件事值得一提，當我到達小店時，正好有幾個年輕人在買東西，我耐心地站在一旁等待，不料剛輪到我，旁邊突然冒出幾個人，當著我的面插隊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火冒三丈，大喝一聲“你們沒看見我在排隊嗎？”，那幾個人嚇了一跳，大概看我身材粗壯，又像華僑，不敢和我爭辯，只得乖乖地讓開，在這種社會，敢耍勇斗狠的人才不會吃虧。 
    我買了兩張票，一張給自己，另一張給王小庚，王小庚是留學生樓的柜臺小妹，十九歲，來自北京郊區(qū)的農村，也就是所謂的打工妹，大部分的打工妹都做些粗活，例如打水，抹地等等，但王小庚有高中學歷，在打工妹中算是高學歷的，因此得以做些加減乘除類似的工作。我在北京最看不慣的就是大批十七、八歲的小妹妹從農村出來工作，絕大多數(shù)只有初中程度，月薪僅僅三百人民幣，小小年紀就離鄉(xiāng)背井，賺取微薄的薪資，打工妹最遠有來自四川的，我問她多久回家一次，她說每年過年回去，一趟要三十幾個小時，其他大多是河北，山東的姑娘。